阎焱：从知青到总裁 一路逍遥游
发布日期：2010-1-26 浏览：4359 来源：搜狐财经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祖籍河北的阎焱从安徽知青到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从北大社会学硕士到在普林斯顿攻读博士，从世界银行到哈德逊研究所，从SPINT到AIG，从AIG基金最年轻的合伙人到软银亚洲信息基金的总裁，他的阅历堪称丰富。在工作中便已周游世界的他，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但已令人难望其项背，而他的心态却更平和宽厚。
阎焱早慧，十岁时就梦想当官掌权处理国政。“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孟子的豪情壮志沉寂了很多年后在他身上得以充分发挥，所以在政治大环境的驱使下，1975年他不得不入安徽安庆潜山县插队三年时，初体验了绝望的滋味。“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生活上的艰苦，而是看不到前途和希望。你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未来，但把你扔在那个穷乡僻壤里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没有出路，没有前途，前面一片黑暗。”幸而天性达观的他安时处顺，方能在一箪食一瓢饮中不改其乐自行解脱。“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在传统文化中浸淫经年的他随时可以让自己受屈的心灵诗意地栖居，哪怕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我坚信每个人的境界和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们那时那么苦，因为我学过美术，所以我干完一天农活躺在床上，看着蚊帐因为房顶漏雨而洇出的一片痕渍，就会在心里把它想象成一幅画，越看越有味道。当时不觉得如何，很多年后回想起来觉得这其实就是在艰难境地里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enjoy your life，every way you can！”
士不可不弘毅，孔子说。
“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我从小就对飞机着迷，总是把钱省下来去买一本叫《航空知识》的杂志，当时我还没见过真正的飞机，但因为老看书就特想像美国莱特兄弟那样一飞冲天，想想人可以像大鹏一样在天上飞那可多伟大，所以特想当飞行员。”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阎焱考入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被分进当时三机部下属的一家工厂。“真失望，本来想驾驶飞机，结果只学了制造飞机，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培养了我对数量的敏锐。”他很舒服地躺在椅子上，很坦诚地回忆过往，经过几番蜕变的他却仿佛不曾改变。1984年，不甘平淡的他始终不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子梦想，一举考入了北大社会学系攻读费孝通老先生的研究生。
“我在美国读书时就走遍了各个知名学府，去了那么多大学我还是觉得北大的学风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她的那种民主自由的传统不输于任何一所美国大学。那时的北大，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当总理的料，没人认为自己是当部长的料。”三年燕园生涯改变了他以前学制造飞机时养成的直线思维方式，令他终生受益。
但社会学系也没能圆他的当官梦，1986年，他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四年全额奖学金，不必刷盘子就能继续深造，他欣然只身赴美。
“会有孤独感吗？”“没有，我从没觉得我是华人到了美国人的地界，我就是一个个体融入群体中，只要你不拿自己当外人，在美国没人拿你当外人，美国是个非常开放的移民国家。”刚踏入异邦，他就有意识地住进一户美国家庭中勤修英语，“我记忆力好，因此特会考试，语言关过得也快一些，等到做梦时都是用英语思维就大功告成了。”1990年底，他考入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专事研究工作，但很多人眼中的金饭碗却并非他想要的金苹果，“世界银行是我从事的这些工作里最差的，尽管它可能是最舒服的，但它官僚气太重效率极低，让我养老可以，但那时就想做事，在那儿多呆一天都觉得是白白消耗生命。”
浓厚的北大气质在他身上彰显无余，艺术家轻快的脉搏中跃动的是思想家沉重的血液，因此当他对于生活的激情再次燃烧时，自由的魅惑力便仿佛是盏暗夜中的长明灯。1992年底，他辞去世界银行的职位，加盟美国当时知名的“思想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研究美国对北亚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出了本自己不太满意读者更是寥寥的书后不免又一次意兴阑珊，便又一次辞职，岂料这一辞职便彻底告别了他的学术生涯！
“你说这世界上什么工作最好？”他饶有兴味地问。“我觉得我的工作最好，但比起你的工作显然是差远了。”我笑。“对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花钱。”他仰面大笑，“而且不是花小钱是花大钱，而且最好花别人的大钱，因为花自己的钱无论怎么花都会心疼，这样一盘算就发现当基金经理最合适。当基金经理的三条铁律就是花钱，花大钱，花别人的大钱。”
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Inc.,即友邦保险)早在1919年成立，其成立地为中国上海。这份渊源使得友邦保险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80年代，中国刚呈开放之姿，友邦保险便着手准备一场卷土重来的大戏，并不无幽默地高喊口号--打回老家去！1994年底，阎焱正式加盟AIG旗下的AIF基金(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以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的身份重回故土。
商业氛围渐浓，物欲日益横流，当下的人们对总经理头衔充满渴望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90年代中期的外资机构总经理们夹着皮包四处游走的悠闲岁月。阎焱那时也像做“皮包公司”，只不过人家是想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而他是想把口袋里的钱花出去。当时在中国投资，“就像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加入WTO之后，尽管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隧道，但至少前面的亮光清晰可见了。”他摸着石头过河，幸而偶有湿足却不曾落水。
主要以投资传统基础设施，如通信、电厂和道路等为主的AIG、AIF基金，如今在中国已经投资了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新世界基建等七、八十个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10亿美元。
阎焱参与操作的第一个项目是大陆一家名为“路劲”的公司，AIF投了7000多万美元，1996年这家公司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AIF借机以60%收益率成功退出；1999年8月，阎焱代表AIF和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联手投资3220万美元，正式参股浙江南都集团的核心企业上海中桥基建公司，这是IFC首次向中国的民营企业投资，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阎焱最为得意的案例则是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投资。2000年，中海油第一次纽约上市失败，中海油陷入低谷，其承销商中银国际找到阎焱。2000年4月，阎焱和以卫留成为首的中海油管理团队初次见面很是投缘。“中海油熟悉国际企业运作惯例，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一支以卫留成为代表的专业化管理团队，这是我所见过的国内最具开放意识的国有企业。”阎焱当机立断，AIF在一个月内完成对中海油2亿美元的投资，两个月后，李嘉诚跟入。一年后，中海油在纽约成功上市，仅一年半，AIF的大基数投资数额翻了一倍多。
到2001年离开，阎焱在拥有28亿美元规模的AIF基金里面已经整整工作了七年，成为该基金最年轻的合伙人。
“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离开？”“因为有份更好的工作等着我呀，开个玩笑。我是个永远不能安于现状的人，当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的未来时就会想换份更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在AIF做投资非常复杂，投资委员会的成员都有否决权，我每做一个决定都要经受重重折磨，投中海油时投资委员会第一次就不同意，我甚至愿意把自己的钱放进去投他们也不同意，后来经过无数遍的沟通他们才终于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么说在AIF由于不掌握决策权一直令你感到比较压抑？”“一方面是这样，从另一方面来说它毕竟给我提供了一个施展的平台，喜悦还是要大于烦恼的。我只是一直很痛恨这种官僚做派，明明很简单明晰的事情为什么要人为地复杂化而给自己制造障碍呢？本质上来说我是个非常渴望自由的人。”
“但是你怎么能确保你所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呢？”他微一怔，有点得意地坏笑，“事实胜于雄辩啊。”继而平和中不无审慎地回答，“作为优秀的投资人，要处理好谨慎和风险的关系。风险投资家既是投资者又是经营者，是金融家加企业家。成功的风险投资人应当具备三种素质，专业的金融知识；行业知识和对前沿技术的了解；管理才能和经验。再加上直觉，也就是对市场的敏锐判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功案例能占到90%以上。”
“那10%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阎焱的开朗坦诚使我可以直面一些敏感问题，而他的回答也从不似多数人那样绅士而礼貌地婉拒，他又笑，他的笑容明朗中透着点坏，仿佛离成熟睿智谨慎果决的基金经理很远，极像意气风发的北大青年，“有一些国家风险吧，我们算调整得快的，调整得慢些的就全线溃退了。你说谁比谁差多少倒不见得，关键还是在于对市场的整体把握。”
“早期进入中国的风险投资，根本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一个业内的悲观主义者这样说。在他的记忆中，最早进入中国的一家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在国内投资了近百个项目。“有希望达到期望值而退出的项目，即使没上学的孩子都能数得出来。”在业界不大的圈子里，投资者们对这家公司的中国遭遇有惊人的共识。“倒不是他们的水平有多差，而是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的经济环境，把美国的一套风险投资操作方法硬套在这里，结果可想而知。一个简单的例子，本来被投企业已经成功盈利了，但风险投资者却被尴尬地洗了出去。”
中国的国情足以让涉世未深的风险投资饱受磨难，而阎焱，风吹浪打中胜似闲庭信步。在工作中他果决干练甚至有些强硬，在谈判桌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他屡屡得手。他习惯在合作之初即告诉对方，哪些是不能碰触的原则问题，否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建立在原则基础之上的一切事情均可灵活掌握。在国内征战多年，仍有四个问题令他头痛：除了退出机制问题、本地融资问题、批准程序繁复的问题外，国内目前虽因“海归”渠道解决了技术和财务人才问题，却缺乏既懂中国国情又熟悉国际企业运作规则的优秀管理人才。
“有这么多令你头痛的事可你依然做得很成功。”他的笑容诚恳而质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Timing is everything。”
得之为幸，不得为命，如果我们遵循他诚恳而审慎的答案去探寻他们这一代人的足迹，那么无疑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是幸运的。他和IDG高级副总裁熊晓鸽聊天，一致认为中国人真正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是从他们这代人开始的。在他们这代人中出了或一流学府的一流教授，或跻身华尔街成为世界上大投资银行的决策者。而国内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视野中并非中国学生们在美国生活的主流，仅是一种边缘体验。
“中国人要在美国获得成功，有三个要素：一是数学要好，二是语言要好，三是要懂得与人打交道！这样才能在感性和理性中找到平衡点。”朋友们对阎焱的评价是，他活跃明快，善于展示自己，与美国文化的融合如鱼得水。
2001年2月，全球顶尖的网络技术厂商思科公司斥资10.5亿美元,与投资网络而出名的日本软银公司共同成立了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SOFTBANK 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业务以亚洲地区为重点，辐射全球。从2月到10月，软银和思科花了近8个月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为它的新基金物色堪当重任的掌门人。凭借对10亿美金以上基金的丰富管理经验和服务大中国区的亚洲背景，阎焱在十几命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2001年10月，亚洲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的首任CEO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全权管理海外风险基金全球业务的第一个也是当前为止惟一一个做到CEO职位的中国大陆人。
作为SAIF的掌门人，阎焱可以独自操盘10亿美元的投资，跃进到一个比在AIG基金更高的量级上，而投资领域则从原来的能源、交通和通讯这三块聚焦到了时下流行的TMT(通信、媒体和网络技术)公司上。他上任伊始便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为公司寻找合适的办公场地，“办公室是很个人的东西，所以多忙都要亲力亲为。”他位于北京的办公间并不大，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书、报和笔记本，助理给他倒茶时，扒来扒去总算扒出了杯垫，大杯子里茶香四溢。他的转椅旁还放着把椅子，那是他兴起时放脚的脚踏，此时的他就很舒服地躺在转椅中架着双腿转来转去。往事并不如烟，天降大任于斯人，他要在四年间把10亿美元投出去，也就是每年要投约2.5亿多美元的项目，而其中的一年要投到中国。有价值的企业或许不少，但谁会最终成为“批判意识”很强的阎焱的合作者呢？
商海搏击经年，在做投资决定时，对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首先是经营者的人品。在布满诚信陷阱的中国市场，人性的高贵尤为珍重。“理由很简单，企业做不做假帐，实际上是它的领导人人格的反映。人品站不住，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也都不可能站得住的。就像婚姻，你要给自己找个人品可靠的人。”另外，不论投资大小，每个投资里面他都必须占有一个董事会席位，否则免谈。“这是血的教训。尤其在市场操作还不规范的情况下，小股东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伤害。”
在互联网时代，服务业无疑是技术工业的中心，谁更拥有向网络提供服务的能力，谁就能成为最大的赢家。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先后向深圳博康数码科技、北京移数通无线网络技术和摩比天线技术(深圳)公司等公司投资。作为宽带巨擘，在高速成长的网络游戏这个“明星产业”的诱惑下，软银不可能在自己的宽带优势面前，放弃这个“宽带市场的杀手级应用”。毕竟，网络游戏需要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需要网络游戏概念。.com崩盘之后，两年内综合指数下跌62%，而同期美国著名游戏公司，如Electronic Arts上涨了31%，Activision上涨了125%，因此，在走势远远领先于大盘的情况下，软银对网络游戏产业率先出手。
继2002年11月与新桥、中国网通共同收购亚洲环球电讯后，软银亚洲基础设施基金于2003年3月向国内拥有注册用户数最多的互动游戏公司盛大网络(Shanda Networks)投资4000万美元。这笔迄今为止中国互联网企业中单笔融资额最大、出让股份最少的风险投资的出现，立刻引起业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而当时正值资本市场萎靡不振，整个IT业的投资萧瑟一片，网络游戏则更像漫漫黄沙中的一粒碎石，盛大其时恰逢官司缠身前途未卜，而阎焱引之为珠玉。
“风波之中，盛大管理层的决断表现出了其很强的危机处理能力。我们看中的不仅是项目，不仅是公司，更重要的是经营公司的人。以我们多年的投资经验，投资失败的原因95%甚至99%都是因为投错了人，而不是投错了项目本身。因此我们在选择受资对象时用40%的时间来考察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及赢利模式，用超过一半的时间来考察受资公司的团队。此前我们已经用五个月时间考察了世界各地在线游戏的发展，并充分认可了它的市场。”项目的初选分析、计划实施后，软银亚洲还要进行深入细致的项目跟踪。“基金不仅是提供资金，还包括国际化的管理理念与资源，以及资金运作模式等，具体说就是帮助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管理咨询，甚至寻找销售渠道，全方位扶持企业成长。仍以盛大为例，我们积极参与了他们与韩国Actoz公司法庭外和解的调停。我们希望我们的投资是被投企业综合价值增加的源泉。”
在2003年3月份的投资签字仪式上，阎焱为盛大的未来描画了一个美景：“争取三年内成为十亿美元的公司。”他非常看好中国的网络游戏市场，并“相当认同盛大所定位的宽带增值服务市场”，尤其认同其锁定的发展领域及其当时在该领域中的主导地位。软银亚洲的策略和高明之处就在于，在一个刚刚显露出爆炸性增长潜力的行业中力捧盛大，使之在资本的高台上加速成长，从而迅速占领更大的市场，实现资本赢利。诚如当年软银的孙正义先生投资雅虎般，阎焱的慧眼独具很可能再次创造一个网络奇迹。
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盛大网络自接受融资以来，公司效益显著，利润迅速攀升，并于04年2月在美国NASDAQ上市。同原来预计的上市时间相比，大大缩短。公司的股票由上市时每股11美金高涨至每股32美金，盛大的市值超过了22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中国互联网三杰，新浪、网易和搜狐。盛大的上市被认为是2004年全球科技股的“最佳IPO”。至于投资回报，业内人士分析，根据去年11月份数家风险投资基金退出时的情况，盛大的上市会给软银亚洲带来十倍以上的收益。
盛大的高潮尾音将落，下一首序曲为谁而鸣？他笑笑，明年数字电视基础设施投资会热起来。
他思维敏捷坦诚幽默，而且思路活跃得经常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所以我们闲谈时他最常说的一句就是“又跑远了，再说回来”。我自己也是个时常神驰天外的人，所以和他一起飞倒也不以为意，但我就很难想象他在工作中的严谨务实。他自己也承认，他有两个，一个是工作中的，一个是生活中的。面对朋友时，他是后者；而工作中，他的强势作风使得很多人对他印象深刻，如果可以他会下令把一切能赚钱的东西都动员起来，他自己似乎也乐于承认这一点。强势的理由一是运气，“有几十亿美元的基金在背后为你撑腰，说起话来当然也就气壮如牛了”；二是悟性，他说：“我了解国情，对国内人们的心态、真正想要什么非常清楚，也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让步、能让多大的步、可以解决什么问题。”
他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的预测，他坚信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该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成正比。1995年到1997年间，AIF在印度通信市场开放后，先后投入近5亿美元，至今无一赚钱。原因是，印度曾在10个月内换了几个经济部长，政策动荡，沸沸扬扬的安然事件与其在印度的状态也不无干系。而中国经济，自七十年代末至今，一直保持着一个方向，即走向开放，政治风波都未引起大的经济政策变动。“今后四五年间，中国的经济也许是风险投资最好的机会。”久历风雨的他浑身轻松，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人在江湖，在一个没有规则，或者说规则实在不够完善的江湖中，他寒江独钓，却收获颇丰。
“Beyond the clouds”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桥段，女人给男人讲故事，科学家率领工人赶路，但工人忽然停步，因为他们的肉体一直在往前奔，但把灵魂落在了后面。阎焱是个极为智慧的人，这样的人不会落下任何东西。所以当我问他最看重什么时，他脱口而出，自由。“可你现在的事业好像和自由相违背？”他笑，“自由是相对的，而且我很享受我的工作状态。”“如果有了更大的自由你会做些什么？”“扶持教育，多做公益，周游世界，写本书什么的。”
“生活中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懂生活的人，和懂生活的人交往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愉快。”“怎样才算是懂生活的人呢？”“他会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且能化解很多别人眼中的麻烦。”“听起来像在夸你自己。”“你说的好像是事实！”他的笑容明朗欢快。“不是好像，确实是这样。”我很真诚地对他说。
“那么你怎么评价自己呢？”谈笑风生的他一时语塞，“或者说你觉得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脸皮厚算缺点吗？不过我倒觉得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优点。缺点应该很多吧，不过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考虑得更多的是事情做得对错，而不是体现在性格上。你这个问题超出了我的思维定势，很难回答。”“那么你的缺点之一就是有思维定势。呵。”他哈哈大笑，“还好我脸皮厚。”
“如果把企业家的家庭和事业放在天平上，是不是九成都会一边倒？”他有点黯然，“这也是我觉得最亏欠我女儿的地方，在家陪她的时间太少，还好她自己很努力，今年考上Princeton本科。我很欣慰。”“怎么才能达到事业和家庭两全其美的境界呢？”他又是那隐隐的坏笑，“先生不要教太太开车，否则就会离婚。”我大笑，“那你太太会开车吗？”他也笑，“反正我没教过她。”
这个“一举一动都牵扯到内地风险投资走向”的大赢家认为自己生活饱满，很少遗憾，如果给他个美国总统来做，也许都不会动心。他甚至对自己写的中国字都很满意，当然是跟我比。但他却时常被一些微小的事情感动着，他到现在都记得一部电影中，男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到一家小店去吃饭，终于有一天女服务员问他为什么？男人说，因为你使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
我也喜欢这句台词，因为它充满了力量和阳光。
